寿星档案：周应德，男，1921年12月生于四川省南川县，1939年9月入党，193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现居住于四川成都，离休前任四川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现享受正厅级待遇。

一、革命家庭的影响

我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经历了大革命以后的整个狂飙时代。我家在重庆南川县城南门外，隔一条护城河向左看去，可以看到对面西门城墙边的蒿枝坝刑场，那是历代官家行刑砍脑壳的地方。这天，轮到杀共产党员陈范畴。刑场上铺着红地毯，点着一对大蜡烛，被行刑者盘脚而坐。我们一家人爬上土墙，顺着河床望去，人山人海。那是一幅极为悲壮的场面，口碑流传，感人至深。我的大哥周应培，大我四岁半，1937年“七七事变”前，在川东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活跃在重庆地下学联领导的课余农村宣传队。后奉派回南川建党，任第一任书记。他直接向我传播革命理论，引导我阅读进步书刊。我的三弟后来在川东临委书记萧泽宽的单线领导下从事掩护联络活动。大嫂孙礼娴也在1938年入了党。母亲围绕着大哥的工作，长期参与对綦南工委李治平等同志的掩护联络活动，直至解放。在充满温馨的革命家庭中，我逐渐成长，于1938年夏考进了革命先锋学校——重庆联中。

二、联中，革命的熔炉

抗战初期，联中一直是重庆抗敌后援会和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学联）的骨干。我进联中后，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钱永发同志便带领我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他带我进城去社交会堂听高层民主人士的讲演，在那些活动中，我见到了郭沫若、李德全、司徒雷登大使、雷鸣远神甫、于彬大主教等，听了中外民主人士的讲演。在校内，我参加了抗建读书会、怒潮歌咏队、兴群剧团。这些进步组织经常开展各种活动。抗建读书会大约两周一次座谈，交流读书心得，漫谈形势。《萍踪寄语》《大众哲学》《列宁选集》，马列主义的火种在这里悄悄萌芽。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对我触动很大，当读到剩余价值部分，我很感动，知道了什么叫剥削，谁在剥削。

重庆联中抗日救亡的活跃气氛，一直延续到1939年学校迁到长寿之后。这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密报监视愈演愈烈。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密令新任校长彻查。学校新任校长张佐时举起“屠刀”，解聘了一贯支持抗日救亡的四位老师，又挂牌开除59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弟弟周晋也受到株连被开除。全校学生群情激愤，选出23名代表，我在其中，组成代表团秘密去重庆上告请愿。代表团发表文告，招待记者，震动了报界和学生家长。联中老校长杨沧白（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学生家长胡文澜（民国早期四川督军）、老校友《新民报》主笔罗成烈出动了……《商务日报》《新华日报》写了评论。这次事件社会影响很大。最终被解聘的老师和被开除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学校，学潮胜利了。联中学潮是国共合作受阻形势逆转的一种信号，我预感到国共合作有变，抗日救亡前景堪忧。我站在长寿县龙石梁大江之滨，无限感慨：

滚滚长江水，沉沉念黔黎。世路多艰阻，豺狼横路衢。愿得双飞翼，奋翮凌天梯。愿为千里骥，绝足任驱驰。慧剑一挥手，斩绝家累时。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之前，我在联中的后山坡，举起了左手宣誓，我入党了。此后，我考上了朝阳大学，在民主革命的低潮中度过，停止一切组织活动，转为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党。直到1948年全国反饥饿反内战，民主运动兴起，市委调我参加重庆中心及南岸学运特支，任组织委员。1949年任永川首席检察官,并从事策反工作，永川和平解放，从此结束了十年的地下生活。

三、法学生涯

1942年，革命低潮，地下隐蔽时期，我考上了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潜心学法，奠定了我后半生法学生涯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班，由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科尔金教授直接培训，学习两年刑事侦查学专业知识。回到西南政法学院后，创办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刑事侦查专业学科和全国第一所大型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中心”的成立，改变了刑事证据鉴定由公安系统独揽、自侦自证的尴尬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全国成立反贪局作准备，16个省市抽调政法干部参加广东省张学军局长主办的反贪培训班，我讲反贪第一课，连续三天。

1985年调四川大学法学院任教，并担任法学研究所所长。至1992年离休，50年法学生涯，参加了不少大案要案刑侦。在刑事侦查学教学科研上，编著《犯罪侦查学》教材、专著，参与《法学辞典》《刑事法学词典》《法学大辞典》的编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兼犯罪侦查学主编；任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常务编委，全世界发行120万册。我整理出版了《杀人案例》《盗窃案例》《诈骗案例》三部刑事侦查案例专集，由公安部出版，全国发行。

2012年，我年届91岁时，获得中国法学会“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奖。高兴之余，由儿子周威扶我登上了长城。

四、晚年的诗书墨趣

要说长寿之道，除了生活上家人的精心照料外，那便是我的业余爱好——书法和诗赋。幼时，我的三位私塾老师都颇具书法造诣。然而我的书法爱好却在之后的革命和法学生涯中搁浅了。再次接触书法，已是离休之后的事了。人到老年，常常需要清静的环境、愉悦的心情，而书法和吟咏恰恰有助于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要说真正刻意练书法，也就是我在写薛涛像赞的时候。作为薛涛研究会理事，离休后，我经常到望江楼公园去喝茶，并筹建薛涛亭一座，结缘颇深，先后写了薛涛墓记、薛涛像赞、薛涛墓表。此后又在望江楼公园留下了两副楹联。书法逐渐成为我茶余饭后的消遣。出版了自己的书法集。之后，进入成都市老年书画协会，担任理事、顾问。经常有一些书法交流活动，为我的离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除了书法，诗赋也是我的一种爱好。阅读古典诗文，撰写诗赋，有时也会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如《成都赋》《狂飙吟》《桃花组诗》《浣花吟》和《巴蜀颂》、歌乐山烈士陵园百字联，都有助于我保持愉悦的心境。

五、结语

我生长在狂飙时代，在党的哺育和指引下成长。一生中难忘两个十年。十年地下和十年动乱。我顶着第二次反共高潮入党，参加并领导学运，潜伏在重庆陪都虎穴之中，历经开除、监视以至南川中统的谋杀。新中国成立后，又经“文化大革命”浪潮，一度陷入“四人帮”魔掌。一切都在党的指引和保护下挺过来了。在此我以《自寿诗》作为百岁感怀的翻版：

自寿诗

只因时势忒飘摇，饥馁嗷嗷马萧萧。

北地烽烟山河碎，皖南鼙鼓斩同胞。

地下都门掏虎穴，高堂虎口护儿曹。

半世刑侦育硕果，十年地下逐心潮。

事到濒危依党在，与党同庚暗自豪。

2020年9月，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曹萍（一排右一）带队慰问周应德教授